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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鹏飞手机报》433:朴槿惠宣布辞职,令我陷入深思

从韩国总统的此番遭遇

看制度设计的一个原理

 

吴鹏飞/文

 

朴槿惠宣布辞职,是一个令我久久不能平静的消息。我说过,她的任上,首访中国,赞扬中国哲学,中韩签署自贸协定,归还志愿军遗骨,参加抗日胜利大阅兵等,都是令我感动的事情。但萨德问题,反应了她知识的短板,这个对韩国安全毫无意义的东西,被她执意接受,还是印证了头发长见识短的古训,也有一说,是她的闺蜜崔顺实插手了此事。不管怎样,美国人很聪明地利用了这个系统安装的问题,离间了中韩,搞垮了这个比较亲中的韩国总统。

 

朴槿惠毕竟是女流之辈,从政时间并不长,没有强大的班底。从这次事件的应对中,可以看出帐下无人的程度。第一次道歉,本应拿第二次的虔诚态度赢取谅解,结果面无表情敷衍了事,激怒了公众;第二次,举国示威就不能退让了,这时候反而要强势出现,明确表示罪不及弹劾与辞职,拒绝司法调查,将履职到任满,结果一溃千里。第三次,如果要辞职就应该早点决定,等到自己的党内议员也被激怒,再辞职,已经辞不称啦。应对失措看得人揪心。

 

罢了,我们不谈她个人的进退了,关键是这个事件会让我们陷入思考。一国总统,因为违反总统文献档案管理法规,就被抓住不放,民怨沸腾,支持率居然创纪录地低到4%,可见民意崩溃的速度。韩国这样的政党轮替的政治制度,不谈它消极的一面,在制度设计的完善方面,确实值得学习借鉴。和我们很多高官长期、巨量贪腐不能被及时查处相比,他们在防止政治人物滥用权力方面,显然更有成效。他们确实做到了所有人都在法律和制度框架内活动。

 

反观我国,为什么官员的腐败这么严重?这就是关于权力的使用,制度订得很简陋、很多漏洞,很难执行,而监督制度执行的机制又没有严格有效建立起来,所以腐败盛行。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天下人都知道。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制度订得这么不细致,为什么我们的纪检、监察、司法监督,体系庞大,但好像对腐败的制约多年来效果一直不佳呢?有很多人喜欢把这归结为政治体制的问题,我更坚信,是制度设计问题。同样的中国,足球很脏,但围棋很干净。不是很说明问题吗?

 

人类的监督,最有效的,是利益对立的双方的监督。也就是说,监督双方的利益最好是对立的,比如外国搞两个政党互相掐,互相揭老底,就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利益是对立的,对方垮台自己才能上。比如诉讼的原告与被告方,也是典型的这样一个对子。如果一方不站出来,对另一方的法律责任进行追究,无论多么优秀庞大的司法系统,效率和公正都要大打折扣。只有争锋相对的控辩,拼命举证有利于自己的双方努力,法律的公正才能得到体现。一个原告或被告站出来维护自身利益,对追求法律公正判决的意义,超过派一百个法官来断案。

 

因此,监督如果要有效,一定得利益双方出场。腐败,本质上就是滥用公权力,对公众利益造成损害,使少数人从中不当得利。那么,我们要彻底反腐败,最根本的做法,就是建立一套制度,一套程序,一套细则,让人民群众来监督公权力的使用,让被损害利益的当事一方站出来有名有实有权进行监督,任何腐败分子都没可能逃过监督。因为人民群众与腐败分子是利益直接对立的双方,人民群众来监督权力使用,不会打马虎眼,不会妥协松懈。

 

反之,如果咱们主要是依靠党纪国法的惩治,靠纪律检查和司法队伍来完成这件事情,就存在隐患。因为,在本质上,腐败分子动的并不是纪检监察人员和司法人员的“奶酪”,因此,他们完全可能在上级放松压力的情况下,打起马虎眼甚至搞交易。过去纪检检查机关是最清苦的单位,现在呢,因为腐败盛行,这两个反腐治贪的机构,成了腐败的高发区。权力只要不在人民的监督下使用,权力到哪,哪就腐败。山西塌方式腐败告诉我们,纪检部门腐败就相当严重,铁面无私的巡视人员,很快也出问题了。

 

权力的使用要受到权威的监督,权威的监督应该来自利益攸关的一方。腐败分子直接损害的是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当然,他们也因此损害了执政党在人民中的威信和执政的合法性,进而也对党的纪检机关、纪检干部存在的基础造成伤害。但是,这种间接、曲折的利益损害,一般人对此不敏感难察觉,不足以形成监督人员的强烈义愤和不懈努力。我们可以看到当事人为一起冤案奔走呼号几十年,但是很少看到公权力部门的人员为与己无关的当事人奔走几十年,这样的案例有,但是极少。

 

一个公权力部门的人,为一个普通人民群众奔走呼号几十年,很少见。这样的人,必须是非常圣洁的非常执着的真理公义维护者。但一个人,为自己的冤屈呼号几十年,不需要有特别之处,普通人只要逼急了,人人可为。这就是,优秀庞大的纪检监察检查机构的监督,不如让人民群众监督公权力使用的原因。况且,监督机构本身也需要监督。一个社会对公权力使用的监督的真正力量之源,来自人民群众,其他的监督,都是这个监督的衍生品和配合物。

 

这个道理其实没人不懂,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打开几个心结。这些心结如果不打开,人民群众的监督不到位,反腐败就会成为非常艰苦的持久战,而且还存在反弹的危险。有人会说,人民群众不专业,素质参差不齐,如何能够在反腐这样一个专业性极强,涉及面广,侦查能力要求很高的领域,扮演主角呢?其实,这是混淆了两个不同的问题。人民群众的监督是最高监督,司法、纪律、监察部门应该在这样的监督之下行使职能,向人民报告。

 

我们要打开的第一个心结。就是不愿意承认西方的具体制度的思想更为科学一些。制度、制度,一是制,二是度,制就是约束;度就是如何约束。西方人订具体制度,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制度就是要想方设法限制、约束、规范人的不当、不良行为与冲动。比如美国当年各联邦州制定美国政治制度,最主要一点,就是担心总统变成英联邦总督那样的独裁者,政府压迫人民。因此他们坚持要求保留公民持有枪械的权力,就是担心英联邦压迫人民,而人民手无寸铁的局面再次出现。

 

所以,直到今天,美国禁枪法案仍然难以通过。我们的制度思想,往往建立在人人皆为圣贤的假定下。社会主义的思想,认为有产者和剥削者是有罪恶的,而穷人是好的和善的。这样的二分法理论,到了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时,就成为了制度设计的基础思想。于是制度更多是制约反动阶级,自己人和人民内部矛盾,更多是协调、协商,而不是惩戒、严处,因为阶级不同,可能同样的错误处理也会不同。这样的善恶二分法的制度思想,使具体制度存在漏洞。

 

关于具体制度的设计,我们可以看几个小例子:比如日本某酒店,规定洗马桶的人最后要从马桶里舀一勺水喝,马桶立刻清洁无比。比如巴顿将军规定,降落伞出厂抽样试用,使用者必须是工厂老板,于是降落伞合格率达不到百分之百的头疼问题迎刃而解。比如英国鼓励移民澳洲,按上船人数付运费,中途总是死亡率很高,改为到岸按下船人数付费后,死亡率几乎为零,船主甚至还专门聘请了医生。这些例子,都说明,制度应该与切身利益挂钩,应该制约人性弱点,这就是西方值得学习的具体制度设计思想。

 

我们可能要打开第二个心结。那就是必须承认人民群众与政府有时候的形态,是一对矛盾。我们强调自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很好,也是我们的成功法宝。但是这是一种理想之境,并不等于我们有了天然的合法性和腐败免疫力。当我们是革命和造反的党时,我们的利益和人民群众能是完全同构的。但是当我们执政时,就应该完成转型,就必须承认,虽然党的领导人和优秀分子继续在追求完全为人民利益工作。但是作为政府以及党委任用的大量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人民群众,实际上是矛盾的两面。

 

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政权,作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是一对矛盾。当两者的对立和矛盾处在平衡与和谐状态时,国家就会稳定兴旺,反之,当统治集团出于私利、出于某些激进军事政治目标过度征用民力、剥夺民财时,矛盾就会激化。而政权覆灭的主要原因往往就是腐败。腐败主要表现为有人贪婪攫取财富,贫富悬殊极大,社会公正公平不保,公权力拥有者过度滥作为和故意不作为,人民痛苦不堪。避免政权灭亡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人民切实监督政府,毛泽东主席在进京前的著名谈话和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人大成立的讲话中,对此均有精辟论述。

 

我们可能要打开的第三个心结。那就是担心把监督权力真正交给人民群众,出现文革式的失控和动荡。历史的经验确实是值得记取。人民的监督:有举报信访监督、有群众活动监督,有社会舆论监督、有大众媒体监督、有人民代表监督等形式,如何规范有序、严谨细致、充分权威地建立一套人民监督公权力使用和监督监督机关运行的科学制度,既有效保证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又不至于出现局面失控,社会动荡,政局不稳,是值得深长思虑的问题。

 

我们可能要打开第四个心结。那就是如何在人民群众被充分授权监督和评判公权力使用时,又不伤害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保证中华民族复兴的核心领导力量不被动摇。客观地说,这两者之间是有一定冲突的,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出现人民群众监督与评判政府的权力过大,在出现决策失误、工作错误、经济困难时,就会有敌对政治力量利用这一制度安排,对党的执政能力、权力、合法性提出质疑。在中国,如果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出现动摇,中华复兴的进程就可能被阻断。

 

血与火考验出来的这个党,历经艰辛,血流成河,艰难探索,终于把国家从积贫积弱变成了世界第二强,它的能力和实力不容怀疑。反腐败只是要康健这个政党,让它更好地为国家民族工作,这是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必须得到绝对保障。如何能够一方面确保人民群众拥有权威的对党和政府的监督权,另一方面,又绝对保证共产党的护国权、领导权,这是一个严肃的课题。我有一个构思,将在以后的文章中加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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