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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鹏飞手机报》434:关于聂树斌案,这是分析最透彻的一篇

建议整修聂树斌墓园

作为法治教育的一个景点

 

吴鹏飞/文

 

本来我正在苦心构思上一篇文章的姊妹篇,就是探讨如何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赋予人民对公权力使用和司法裁判的充分监督权。聂树斌案的重审,突然成为舆论焦点,众多读者希望我先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于是就有了今夜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分析聂树斌案的四个成因;第二部分是分析聂树斌案得以纠正的四个原因;第三部分,是对此案的四个思考,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希望以此唤起大家对司法改革的深切关注。

 

尽管无罪判决让善良的人们为之欢呼雀跃,为之激动落泪,但我要说,这个判决在法律上还了聂树斌一个清白,但因为证据链缺失“疑罪从无”做出的这个判决,并没有还原事件的真相。一个完全无辜、完全无罪的清清白白的孩子,被人故意用来做替罪羊,做了邀功封赏的祭品。这不是冤案或错案,而是彻头彻尾的假案。此案是河北司法界的惊天丑闻,造假的人当然害怕天日昭昭。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留有余地,尚不彻底。我分析,此案成因有四。

 

第一、法治思维的滞后;从革命时期到执政年代,我们的司法哲学是建立在阶级斗争和人民专政的理论基础上,当作为执政党来治国理政的时候,这个二元思维的惯性保持了很长一个历史时期。战争年代和政权新立的警惕性,使得从重从快从严打击犯罪活动成为司法工作的主导思维,疑罪从有,粗放侦讯,倚重口供,轻罪重罚,宁错勿失,命案必破,限时破案,立功受奖等工作指针,使司法成为政治和政权的简单工具,冤假错案就有了发生的气候。

 

第二、  司法体制的一元;如何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又赋予司法工作完整的独立性;如何使司法工作宏观上作为国家统治的工具,但具体实践上又不受到权力的干扰,这是我国依法治国尚未完全解决好的问题。政法委作为公检法事实上的领导与协调机关,很难把握对具体司法过程干预的深度和强度。极端的情况下,三方联席会议、三长联合办案就成为一种机制,遵照首长意志办案就成为某种常态,以权力代替法律,冤假错案就有了发生的土壤。

 

第三、  制衡机制的脆弱;公检法本来是相互制约的三个方面,但政出一门的亲缘关系,使它们更像一个系统的三个子系统,就像有人形容的那样,公安负责做菜,检察院负责端菜,法院则负责吃菜。互相制约的机制,在一些权力明确介入、长官意志已定的案件中,几乎完全失灵。这三家更像是一个交响乐的三个和声部,步调一致,仅是履行一下程序和手续而已。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案子经过复杂的程序居然一错到底。冤假错案就有了发生的温床。

 

第四、  执法队伍的不纯;尽管有以上这些原因,但并不一定就必然发生冤假错案,也不一定会出现聂树斌这样惨绝人寰的假案。因为千千万万的法律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良知,仍然会在各种历史时期和执法条件下,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样一个亘古不易的原则,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但混迹于法律队伍的败类,急欲邀功迎合上方的小人,少数良心被狗吃掉了的坏人,却可能利用法律机器的威势和疏漏,蓄意制造令人发指的假案。

 

聂树斌案得到昭雪,固然令人感到欣慰。但21年的纠错时间,实在太过漫长,这个受屈的灵魂在天堂等得太久太久了。令人难以释怀的是,这个纠错给人的感觉并不是必然的,也不是司法系统自我完成的,而是在极其偶然的机缘下才得已启动的。司法系统如果并没有形成成熟的冤假错案纠错机制和由此完善防止出错机制,每一个人都会有不踏实不安全感。一个纠错几乎要付出两代人的血泪代价,这叫人不寒而栗。我们来看看这个案子是如何反正的。

 

第一、  母亲的惊天义愤。当年制造假案拿这个农家孩子当冤死鬼的人,低估了这个家庭的主妇的不屈不挠精神。他们本以为老实巴交的农妇,面对庞大法律机器和复杂法律程序的作假,无力辩驳只能逆来顺受,他们还以为母亲和家人也会疑心自己的孩子确有错失而放弃抗争。但是他们低估了一位母亲的伟大义愤,一位母亲对自己从尺把长养大的儿子的品行的绝对把握。她21年如一日的坚韧,终于感动了很多大家,撼动了庞大的法律机器。

 

第二、  真凶的良知残存。这个案件得以真相大白,还因为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真凶王书金,他在各种威胁利诱之下,不肯退缩,坚持声称自己才是真凶。这个罪大恶极的罪犯居然还残存这样一份良知,令人惊奇,他在道德上的勇气甚至远远胜过那些制造假案、掩盖真相、良心丧尽的人们。原河北邯郸广平县公安局副局长郑成月,则是另一位关键人物,他最早着手调查王书金案,勇敢披露了“一案两凶”。郑成月居然因此丢官罢职,但他打开了真相之门。

 

第三、  社会的正义呼声。聂树斌案件出现一案两凶是一个重大转机,全国的新闻媒体进行了大量报道。法律界人士开始呼吁重申案件。这里我要特别表扬贺卫方先生,作为有重要影响的法律专家,他在数次极有分量地呼吁,充当了法律正义的代言人。尽管我不赞成他的一些政治见解,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他是对的,我发自内心感谢他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所做的一切。至于那个在真相大白时还为河北方面辩护的某政法教授,我建议他最好自己掌嘴一百下。

 

第四、  国家的法治决心。这个案子峰回路转,仅仅以上这些还是不够的。应该说,母亲的坚持、真凶的出现、郑民警的正直、贺教授们的呼吁、媒体的大量客观报道、阻扰案件重审的高官的落马等都为重启案件的重审提供了可能。但最重要的是,中央落实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坚强决心、高层对这个案件的高度关注,是案件重审的决定性因素。母亲的坚持,终于等到了这个为了人民的利益,敢于纠正任何错误的新的时代。

 

看到聂树斌老父亲和姐姐喜极而泣,看到他的父亲那写满风霜的咧嘴痛哭的面庞,看到他的母亲回答记者提问对重审判决的意见,沉着地说出两个字“满意”的神情,看到第二天母亲带着一家人,烧判决书给儿子上坟的场面时,我一次次掉泪,喉头哽咽。我们的人民真的很坚强、真的很伟大、真的很善良、真的很宽容、真的好可怜。我在问自己,为什么我们要让正义迟到这么久,为什么那些制造假案的人有这样的能量,长期强奸真理而逍遥法外?

 

第一、  如果人民没有对司法过程的法定的、最高的监督权,人民个体的伸冤就会永远像这样,总是经过漫长的伸冤,最后受到上级的关注,因为权力的干预才得以纠正,平反、昭雪,但这样的幸运不是每个普通人都能有的。因此,我们应当完善人民监督公权力使用、监督司法过程的制度设计,要把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实处,要靠人民的力量来制约冤假错案的产生,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只有这样才能杜绝聂树斌和呼格案这样的案件再次出现。

 

第二、  目前暴露出来的死刑错案、冤案、假案,已经触目惊心,而且多数是极为偶然的原因才得以纠正,比如被杀的人活着回来了,真凶出现了等等,由此可以想见,应该还有并未得到昭雪的冤魂。当我们想象,一个个年轻、无辜的生命在看似专业的法律程序下,没冤判为杀人犯,被推向刑场,他们该是多么无助、多么绝望啊。如果我们的法律不能保证杜绝冤杀,那就应该暂停三年执行死刑;在死刑复核的最后把关上,应该增加更为强大把关队伍。

 

第三、  本案的真凶尽管罪大恶极,但是他残存的良知,也成为纠正此案的关键因素。他为本案的昭雪立了大功,也为国家法治维护公平正义立了大功。他甚至还抵御了一些人要他翻供的软硬兼施。他也为最终揭开河北司法黑幕,为揪出制造假案、滥杀无辜的司法界的败类做出了特殊贡献。但他在庭上自证在聂案中有罪,而检方拼命证明他无罪时,你就可以想到,没有他的坚持,这些丑类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暴露和表演。我建议对他应该改判终生监禁。

 

第四、  聂树斌的墓园,我建议当地政府加以整修,并规划为一个中国法制教育的基地和旅游景点。这里一定更要树立郑成月警察的一个雕像,按照他的心愿上书“人民警察爱人民”。如果说我们有国耻的话,聂树斌的死,应该是河北的省耻,是司法界的界耻。我们应该用这个年轻、鲜活、无辜的生命的逝去,来教育天下人和后来者,我们的司法因为不够透明、因为人民无法监督,因为制衡机制不够完善、因为法官裁判不够独立,曾经有过这样的耻辱,我们要永远记取。如此聂树斌案才不是一个个案的反正,而是中国司法改革的一个象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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