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人物(一)

 

    钢琴家

      ——为杨光进创作的电视诗

 

漆黑的画面,书写狂草(白色笔迹):和弦。

副标题可否以三维动画(红色)做出,运动中推出,庄重而有力地压在主标题上。

片除特别注明者,画面以遮幅式、黑白为主,画面上方始终标有片名。

钢琴家杨光进坐在琴边的背影。

他夫人轻唤他的声音。

钢琴家应声缓缓回过头来。

镜头推近:钢琴家面部特写,深邃的焦虑的目光,一股烟从手中袅袅而上。

幻化出:俯视的充满画面的钢琴键盘,钢琴家的手伸进画面。停顿。

请保持这种画面的单纯与稳定。

画面下整体跳入一行字(下同,请勿配音):在我们年轻的城市,有一双这样的手。

画面:手开始弹奏,音乐起(建议选抒情的世界名曲)。

字幕:

这双手可以再造音乐的奇迹,

手有选择地弹击琴键,

就能使一个人复活。

多少年前那些伟大人物内心的声音,

手如果愿意,就可以让我们重新听到,

钢琴家的手,感动过京城乐坛的泰斗。

感动过我们的城市,

也感动过许许多多爱音乐的孩子。

画面:音乐止,手移向低音部,做一个单纯的弹击动作。一个、两个、三个……各式各样孩子的手依次重复此动作,布满键盘与画面。

字幕:在这种模仿中,他的学生在省里夺得了“桃李杯”和“翔麟杯”。

画面:手再次开始了弹奏,音乐应与下述字幕相合。

字幕:

这是一双陕北人的手。

它写诗、它指挥、它作曲。

这是一双会微笑的手,

这是一双经常愤怒、呐喊与沉思的手,

因为有这样的一双手。

我们的城市在某些方面令人肃然起敬。

也正是钢琴家这双耀眼的手,

可能遮盖了他夫人作为一个舞蹈者的光芒。

画面:手和键盘上叠印出高阳平的舞姿背影逐渐化为纯洁的白色,她在空白上舞蹈。

钢琴家轻唤夫人的声音。

夫人应声而停,扭过来,朝镜头用自己的方式微笑,镜头推近,脸部特写,纯净而幽静的目光,舞姿叠现在这之上,背影又化为一片洁白。

字幕:她是为舞蹈而生的。

但她却是一个宁静的人。

她追随丈夫、追随艺术,默默耕耘在艺术的田园,

这个陕北女子,当年冒着漫天黄尘,

来到十堰。

下车的时候,只有眼睛是唯一的黑色,

她的舞品与人品,有黄土地的神韵,

她与丈夫相比,其实毫不逊色。

她创作、编排和演出了《四渡赤水》、《保卫黄河》、《百万雄师过大江》、《在希望的田野上》、《欢乐颂》、《汉水悠悠》、《渔舟唱晚》、《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卓玛,卓玛》、《苗女》、《木兰归》、《九九女儿红》等舞蹈节目,广获好评。

字幕停。舞蹈停。音乐停。

画面:他们比肩的背影,背影是布满画面的乐谱。

他们之子从两背影之间挤出,面向镜头作孩子的顽皮相,自言自语说:“爸爸,妈妈。”

画面定格。

伴随着清晰的打字声,逐字在画面右下推出并排字幕:

钢琴家:某艺术学校教师。

他夫人:也是该学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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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一个女孩唱歌

      ——记音乐教育家吴梦荒初试啼声

 

明镜当空悬,万物沐清辉。中秋夜,天高云低、地旷星稀,自来就是把盏问月感物思人的良辰。这时令,奔母校,办独唱音乐会,曲但尽,意却如何能了?

你就是那个回来歌唱的女孩?

你那歌,溶溶月下,拨着艺校的心弦。多少师长喜目相对,醉在其间。又有多少同学为迎你,拍红了,小小的手掌。

你终于登台亮相。闪亮的黑裙、曳地的红袍。幕前这娉娉婷婷的几步,其实你走了整整四年。人这一生,有些日子,很难忘:1989年秋,你幸运地跨进了,地区艺校的门槛,那是偌大一个鄂西北唯一的艺术教育的门槛。

钢琴伴奏老师,从他那修长的指间流淌出铮铮淙淙的音乐。你微启朱唇,准备歌唱。

那些音符,像一群小精灵,飞升到空中。上个世纪人们曾经又惊又怕地,诅咒帕格尼尼的“木匣子”,但今天,演奏者追求让物质发出心灵的声音。琴声渐起,你扬着头,目光似乎在凝望并不存在的远方。我不由想起几年前对你用过的那个词:气度非凡。

四年前,你以一首《吐鲁番的葡萄熟了》考进艺校。是的,吐鲁番的葡萄熟了,而那时你的歌唱,还是一枚青果。江景超、张文兵两位校长,还有那些老师们却敏锐地从当时那稚嫩的歌声中,隐约听到了你今天的歌。你被破例录取,并受到声乐演唱和音乐理论的全面训练。如果说什么才是慧眼识珠的话,可以说,这就是。

你开始演唱普契尼的歌剧选段《人们叫我眯眯》,和乔尔达尼的《我亲爱的》。在香港纪念莫扎特逝世200周年演唱盛会上,你曾经演唱大师的歌剧。你和你们的歌声使大师复活,无论在歌剧院,还是在今天的舞厅,你自觉不自觉地感受那些平凡和伟大的心。水晶样梦幻般的光,还有你那优美歌声的翅膀,带我们到时空远处,体验歌中纯净爱情的忧伤和快乐。这便是为什么弗洛伊德要坚持说,一切艺术都是白日之梦。真的,政治虽使人相连,艺术却使人相通。

如果在这歌声中,我们肯流泪,那将是人类最古老的一种眼泪。

挥别艺校敬爱的师长,进京投考,面对最高乐府的权威,你曾惶惶不安。那个上午,完全唱砸了。你躺在北海公园第一个长椅上,忧从中来,我想你是听到了贝多芬,那著名的命运的声音。之后你睡着了,梦见海和孤独的扁舟。下午你的演唱让主考教师大吃一惊,与上午比,判若两人。于是你被录取,成为中央乐团社会音乐学院声乐班八名学员中的一个。三年间,你的声乐、作曲、钢琴、音乐理论等科目全是优秀,学院有史以来第一次破例为你,为一个应届毕业生举办了一场独唱音乐会。

今天面对你歌唱艺术的“摇篮”,你格外动情。唱美声,也唱《故乡是北京》、《重整山河待后生》,也唱《像雾像雨又像风》、《潇洒走一回》。美声、民族、通俗三种唱法,难道真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吗?你不满足于师从一人一派,你如一只勤奋的小蜜蜂,在声乐的大花圃广采博取。因为从母校走的时候,你还带走了在这儿养成的探索真知的精神。

对真的歌者,唱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唱。让我们来听你的通俗歌曲,“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风,来来去去只是一场空……”令人感慨,引人深思,人生或追求,总是这个空,空乏是空,空灵也是空。成名之后而无聊的人是第一种空。对你,可惜我们多数人生而有之的音乐的耳朵,像母体中那条尾巴一样退化了,我们仅仅是听,却无法评价。当然,听也有多种听法,海德格尔就曾说过,人类对奇妙的自然只能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倾听。我们还是借著名音乐指挥家李德伦的嘴,来抒发听的感受吧,他说你的歌,“爽籁发而清风坐,纤歌扬而行云遏。”

毕业那场独唱音乐会,就仿佛是在昨天。那一天,你病了,你是在病榻上拔了针,赶到北京音乐厅的。你有些怀疑能否用五种语言,一口气唱完30首高难的曲目。你说,第一支歌,那声音简直不像自己的声音。声音,多么奇妙的东西,一旦它诉诸听众,它就不再是个人的。有不少人竟然蔑视或傲视热爱他们的听众,是因为他们误以为人们喜爱他们的声音,而不是他们唱出了人们心中的声音。

你站在全国第一个真正的音乐厅,对着清一色的专家、教授,感觉是不同世俗的神圣。当及时调整状态,并进入忘我境地时,音乐厅突然停电了。艺术需要电力,你被这意外带回到现实,心里乱极了。这时候,人们为你点起了蜡烛,光环绕着你。这真是一个奇异的场面。烛火造成了幽静、深远、质朴、神秘的氛围,因为烛火比电光有更悠久的历史。你镇定自若唱完了最后一支曲。人们涌向你,鲜花簇拥你。我不知道,你是怎样让自己平静地面对这成功的。

你就这样走向了音乐的海岸。在那浩瀚之海的岸边,遇到了莫扎特、舒伯特、格利格、卡奇尼、威尔第……你倾听他们,歌唱他们,被他们如炬的光芒照耀。艺校的门槛、最初的教诲、北海的长椅、北京的音乐厅,这是你艰苦跋涉的路途。你真诚地敬谢母校的师长,真诚地对他们说,歌唱艺术是那么深奥,我学到的只不过是一点、一点点。这使我想起法兰西大哲人伏尔泰,他临终时,泪流满面,喃喃地说过一句震撼人心的话。他说,他不断地说:“上帝,我知道什么呢?”

那么,就让我们为你祝福,为你的歌骄傲,并重复这句给人无穷启迪的话作为文章的结尾吧——

我们,知道,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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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失寸心知

      ——记彭旭初

 

一、引子

一个人便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写人,就意味着作者要调动自己的见识与情感,去体察另一颗心,用文字重构这个世界,这个再现的世界受了塑造者才力与悟力的局限,往往会失去本来的神韵与风采。

承应稿约去访彭旭初先生,我内心就深藏这样的不安。

那个下午,我们坐在一间小屋,远离市井的喧嚷,只有冬日的白光静谧地从窗户洒进来。先生微笑着向我讲述了他这一生大大小小的故事。幼稚如我的人,很难体味到一个惯看世界饱经沧桑的个人回望一生时那种无法言传的心境。我被先生娓娓的述说牵引着,向时间的深处走去。

我感到了岁月的寒意。

在先生平静的语调中,我不时想起故乡那条轻盈无声的小河,先生这一生或许就像这条也滋养过他的河,一切苦乐、一切悲喜都纯净、清澈、透明。回想起来总有,总是有一种淡淡的亲切的忧伤。

是不是这样呢,先生?

我不由得记起他那些构思精巧、笔迹严整的散文,还有小说和诗歌。我是先认识他的作品,然后才认识他的人品的。

初见之下,他睿智的谈吐、周到的礼数和颀长的身材一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自认为这就认识他了。其实我错了。

其实认识一个人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周围常常有一些互称朋友的人,我以为他们连认识都谈不上。请想想,一个人漫漫几十年人生,多数人与之相处加起来的时间有几许?况且我们见到的仅是一个小小的侧面,一个人对公、对私、对上、对下、对亲、对疏……会呈现出令人惊叹的多样性。我们怎么能够凭一点相处、一个侧面说我们认识谁谁、某某呢?

这似乎有些玄学的意味,但却是实情。

所以当我又一次来到旭初先生身边,聆听他的故事时,他真诚敞开的内心世界虽不使我惊异,却使我深感此前对他的了解是过于肤浅了。

现在我把他写出来,介绍给读者认识,自然不肯单单写他如何出山拯救一个濒危的企业,如何走马灯似地振兴过几家公司,创下了多少多少利或税。

数字是枯燥的,数字无法说明他为什么要这样奋斗而要别人那样生活。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身的逻辑,每一个人都有他耐人寻味的生命轨迹。

二、贫困与不屈

彭旭初1934年出生。那个年头国家和民族积弱无力,正惶惶处在一场空前灾难的前夜。我们只要闭上眼睛,就能记起从各种历史镜头留下的瓦砾上的影影绰绰的饥民长阵,在脑子里呈现出那个不幸的年代。

他就出生在那个时候,出生在那时的房县的一个山村,出生在那个小村的一个佃农家里。这个家庭靠租种四亩二分薄地糊口,靠租住两间土坯屋栖身。我们可以想象,在那哀鸿遍野、饿殍遍地和兵荒马乱的时代,这个瘦小柔弱的婴孩的啼哭是多么微不足道。

可是他的降生对这个家庭却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情。他是男孩,是长子,是风雨飘摇的穷家的希望。

他照亮了一贫如洗的小土屋和父母的心房。父亲颤抖地捧着他,喜悦的眼睛在豆灯的微光中闪着亮。泪莹莹的父母发誓倾家荡产也要供他念书,叫他出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旧时的金科玉律,也是穷苦人的一剂精神鸦片,那年月真能圆这读书梦的穷孩子能有几人呢?

苦难的岁月就这样开始慢慢流逝。夜晚总是漫长难挨,无边无际的北风彻夜呼号,山墙上的玉米秸在整个童年似乎都在摇晃和尖叫。饥寒交迫之中,不知不觉,他居然一点点长大了。

他穿着草鞋,风灌进他的粗布衣衫,寒冬腊月跟着愁苦的父亲去还租。他眨着眼睛望着金灿灿的玉米倒进了别人的粮仓谷囤,望着自己那铁黑色的菜汤。年幼的他说不清但能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压在父母贫弱的肩上。

父亲果真送他去了学堂。多少年后,我恰巧也在这个叫松柏寺的小学念过书,因此我能毫不费力地描写它的模样。它靠着山依着水,错落的屋顶和弧形的飞檐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它是周遭唯一的道教建筑。记忆中教室的采光情况不太好,教室里是简陋的柴桌,泥地泛着油黑的光,印象最深的是那用卵石铺成的小天井,秋雨滴滴似诵经的木鱼槌无休止地敲击在卵石上。我们喜欢站在廊前用小手接檐沟滴落的雨珠,那雨真凉。

当然,留在旭初先生心目中的景象可能是全然不同的,它应该更神圣一些。至于他求学间的艰难与刻苦,晚生也不能与他同日而语。

教书先生严,他对自己更严。等号划斜了毛笔字写歪了,都是主动亮出掌心趴在凳子上叫老师打。老师说,古今大凡有作为者,必先务学,父母说,不好好读,一辈子受穷。他发愤攻读,以优异成绩念完小学。

去县中投考的那一天,家里已经揭不开锅,母亲急得直抹泪,还是好心的邻人端来一碗饭,一家人静静地望着他吃这唯一的一碗饭。就这一碗饭,支持他往返50里,考试了8个小时。国语考试题目到今天他还记得,叫“学校之规则也”,这题目和作文对他一生都有影响,他深知人永远只能在一定的规则范围内活动。他正是靠这种自知之明,使他躲过了几十年后一支伤人的暗箭。

他考上了县中,苦苦地读出了好成绩,学期末常常能领到作为奖励的一两刀黄裱纸。操劳的父母欣喜地迎进归来的儿子,感到安慰,也怀着甜丝丝的梦想。从“奖”中模糊地看到家庭未来的希望。

转眼到了1947年冬天,这是最寒冷、最凄凉的一个冬日。一个狂风吁啸、大雪封山的日子,小旭初的父亲上深山打柴一去不回。第二天人们在“瞎子洼”的雪沟里刨出了他,人已经冻成了“冰人”。

山里人说,他是从山上摔下来的。人们把他抬回来,母亲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母亲扑到父亲身上,痛哭失声。围观的乡邻唏嘘不止,谁也劝不住这个悲痛欲绝的农妇。那一天天空灰暗无比,风在无情地刮,雪在无情地下,路断人稀的雪原上,静静地山村里只有她呜呜咽咽的哭声。

可怜劳苦一生的父亲身后竟无葬身之地,后来是祠堂作主,将父亲葬在十几里外的族地。13岁的小旭初披麻戴孝,跟着出殡的人群翻山越岭,呆呆地看着几块木板拼成的匣子落入黄土,看着父亲从人群中无声落下去,他哭了,黄土的声音像刀一样刺疼他幼小的心。

一夜之间他变成了大人。

他低着小脑袋来到学校,默默地与同学告别,默默地卷起寒碜的卷铺盖,默默地围着学校的院墙转了几圈,默默地舍不得离去。双重的不幸攫住了这个苦难的孩子,他踽踽独行在漫漫的山路上,每一步都如铅沉重,他想这一辈子算是完了。

好不容易挨到家,辛酸、悲苦、绝望一古脑涌上来,他忍不住了,一下子扑到母亲怀里,“哇——”一声哭起来。

母子俩泪如雨注。

从此他挑起了一家四口生活的重担。白天种地、砍柴、打草,晚上借着母亲高挂在织布机上的桐油灯读书,昏黄的光影里,他凝视着不屈的母亲。织机巨大的阴影笼罩着四壁,吞噬了母亲枯瘦的身影。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母亲就这样不停地织啊织,何时才是尽头呢?

老师和父亲的话在他耳畔响起。他要读书,自己读。他找来以前的课本,借来未学的课本,守在豆灯飘忽的昏光下,在织机“咔嗒咔嗒”的声响中,他自学完了中学课程。

这期间,为了养家糊口,寒冬腊月不及桌子高的他,曾走村串户为人写春联,为赚一点活命的苞谷,他曾经当了一年的挑夫,180多里路,120多斤的重担,14岁的他,削瘦羸弱的他,难以想象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然而苦难并未就此罢手。1948年冬天,几乎是和父亲遇难一模一样的雪天,几乎是在同一个山崖,他也从几丈高的山崖上摔下来了。他不省人事,血和雪裹着他,天和地望着他,那一刻全世界好像都一片沉寂。

风还是那风。

雪还是那雪。

他不感到疼痛,觉得自己好像要漂起来了。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铺满草药的簸箩里,母亲守在他身边,仿佛一下子老了许多。他挣扎着想起来,可身体不像是自己的,一点也不听使唤。

他在圆圆的簸箩里躺了半个月。

他当然猜不到,他苦难的生活已经接近尾声,有一种崭新的东西正悄悄向他走来,或者说,正等着他。

三、翻身与参军

一场伟大的变革席卷了华夏大地。“耕者有其田”第一次变成梦想中的现实。旭初的家分到了地分到了房,翻身的喜悦和感激之情洋溢在他们心间。

那时候的人,总感到有一种使不完的劲和政治热情。

1951年的一天,村里来了一大群戴着红袖头拿着铁皮喇叭的人,一边宣传一边贴标语。标语是“先有国后有家”、“保家卫国、抗美援朝”。别看那阵子的土喇叭,比现在的电喇叭还管用,一呼百应。人们像潮水一样报名参军,彭旭初也挤在应征的人群中,挺起胸脯报名。无奈他被长期的苦难日子折腾得太瘦太矮,连目测一关也闯不过。

他怏怏不乐。

突然一只手扯了扯他的衣裳,他一生从此出现了一次重大的转折。他回过身,看到招呼他的是一位已经戎装在身的同学。

“旭初,你来干什么?

“参军啊,没验上。”

“想想办法,嗨,你字写得好,写一篇文章,给首长看看,现在部队正缺文化。”

首长看过他的文章,充满怜爱地拍拍他的头,说,小鬼,你参军了。随后他头顶一颗闪闪的红星,到县大队当了一名卫生员。军营的生活新奇无比,锃光瓦蓝的枪,力大无比的嘎斯车,还有电影。第一次看电影他真的跑到“白布”后面去侦察了一次,百思不得其解呐。

接着是上前线。

坐在闷罐车里兴奋异常,舒服得简直像上了天,大伙排队凑到巴掌大的小窗口往外看,只见田野山川向后飞奔,都有些犯嘀咕:白天黑夜朝前跑,回家找不到路咋办?更多的则是想赶快打败美国鬼子,好早点回家。

传来的命令却不是上朝鲜,而是南下。听说是蒋匪蠢蠢欲动要反攻海南岛,部队奉命南调。也许是要造成一种声势,几个军徒步向海南大行军,一个多月未曾停留。

白天黑夜都在行军,有的走着走着睡着了,大家互相扯着背包,疲劳到了顶点。彭旭初仍是卫生员,部队稍事停留时,他也不能休息,他得挨个为连队的每一个人挑脚上打起的“泡”。连长看他辛苦,行军途中把他的红十字牛皮箱、苏造马拐子枪、背包全部撸过去。

这个大个子连长至今仍叫人念念不忘,他是一位对他有决定性影响的人。他记得连长沉默寡言,讲话从没有超过三分钟,无论干什么都是身先士卒、率先垂范。   

到了雷州半岛,正逢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前队忽然传来敌情。连长手枪一挥,第一个冲上山峰,紧接着两边开起火来。彭旭初紧随连长,子弹呼啸从身边穿过,人们却没有一丝畏惧,一门心思向前冲。

两边都吹起了冲锋号,这才听出对方原来是自己人,一场虚惊,所幸没造成大的伤亡。

部队在海南岛一直驻到1955年。除了抓获一些国民党特务,并无战事。有一天,连长把彭旭初叫到身边,说,你有文化,又聪明,我送你去上大学吧。

他一下子愣住了。他做梦也不敢想还会再进学堂,旧日的苦辣酸辛一齐涌上心决。他喉头有些发哽,忍住泪,使劲点点头,无限深情地朝连长敬了一个军礼。

他进了南京工程兵学院,一跨进它的门坎,他就由准尉变成了少尉。学院的宏大、庄严、静穆委实叫他吃了一惊。但最初的陌生和胆怯很快一扫而光,代之而来的是异常的兴奋。

这个贫雇农的后代,曾经只是蜿蜒山道上的流泪的小挑夫,在深重的苦难面前,曾经以泪洗面叹息自己力不能及。但现在这个微不足道的穷人的孩子被伟大的变革推入了时代的巨流,他像一滴水融入了海洋,他加入了集体。在队列中、在方阵中、在雄壮的步伐中、在嘹亮的军号与歌声中、在团结友爱的熔炉中,他感到了无坚不摧的力量和无往不胜的信心。

他开始相信自己,他相信三年的学习中无论有什么困难都难不倒他。

三年的时间真是弹指一挥间,一晃就过去了。这三年,他受到了最严格的训练,政治,文化、军事工程技术素质都是一次质的飞跃。

毕业考试终于到来了。将军们、教官们、苏联军事顾问们正襟危坐,三堂会考。那考试颇像今日的电视有奖答题竞赛,但要求要严格得多。

“彭旭初”,将军点到了他的名。

他“腾”地站起身。立正,正步走,行军礼,然后从容地从教官手中抽题。他已经是一个标准的军人了。

整个考场鸦雀无声。

这是一道战术题。苏联教官告诉了敌方兵力部署及火力配置,要求他在3分钟内为我军选择最佳接敌运动路线。

这路线有几十种选择,所有人都知道他抽到了一道难题。全场的目光“刷”一下全盯着他,他冷静分析判断了敌情,决定避开敌方侧射火力,他肯定最小伤亡路线就是最佳路线。

5分!所有的考官都给他打了最高分。

毕业考试12门课程,他只有坑道构筑是4分,其余全是5分!

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武汉军区。步入这高级军事首脑机关时他才23岁。军区爱惜这年轻的军官,再次选送他到武汉高级军校深造,这时他年仅25岁,就握有两个大专文凭,在那个年代这是绝无仅有的。因此他和几个年轻参谋简直成了司令员的掌上明珠。

与将军们朝夕相处、形影相随的这段岁月,是他平生所受教益最大最多的时期。一个人成为自己而不是另一种人,首先应该归于他独特的经历,正是他一生中经历过的人和事和环境影响、制约塑造了他。所以每一个人都大可不必自怨自艾或沾沾自喜。在旭初先生为人谦和处世严谨性情刚正的风范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影响过他的那些因素的链条,这就是:贫穷、父母、学堂、砍柴、种地、土地、参军、大学、连长和将军。

有三件小事他没齿难忘。

第一件:有一次军区参谋长命他起草一份文稿,却三番五次打回重来,他使出浑身解数写和改,仍难获准。及至了解到反复退回的原因,才知道参谋长的真意:文稿必须整洁,有一个字改动,有一字超出文格都得重写。这近乎苛刻的要求,令人肃然,也从此养就了他为文一丝不苟的风格。

第二件:那是随军区司令员出行,车到襄阳的时候,司令员似乎漫不经心地用手指了指窗外的山川河流,问:这是什么地方?未等回答完毕,司令员一口气问了十几个问题,诸如襄阳产多少粮,能征集多少军粮,能紧急动员多少兵员,能集中多少军马,能征集多少运兵车辆,能调动多少钢铁用来制造枪炮等等。他不歇气地回答了这些突如其来的问题,仿佛又置身于当年毕业的考场,直到司令员露出满意的微笑,他才长舒了一口气。多少年后回忆起来,他仍然充满感慨,他说,那些将军绝不是一般人心目中弄枪使刀的武夫啊,他们都是文韬武略俱备的伟人,对一时一地的政治、经济、社会都有精妙的研究,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正因为这个原因,在参谋部供职的年轻军官,个个都有自己的“绝活”,彭旭初的雅号是“军事活字典”,这个称号并非参谋部同事之间的戏称,而是军区正式授予的一种荣誉。

第三件:每年一度,军区首长都要到所属院校搞军事学员毕业考核,差不多每次军区首长总要带着参谋部他最得意的年轻军官去示范。按惯例参谋们在全体学员面前列成一排。司令员的训示,少不了这一句:现在由我带来的人做示范,你们就按这个标准考。

那一次,司令员像炸雷似地点到了他:“彭旭初,出列,作手枪射击示范。”

他镇定地跨前一步,左手举枪。因为他惯用左手,左手成绩远胜于右手。司令员明知这一点,但司令员大喝一声:“右手举枪”。

毫无分辩的余地。他脑子里“嗡”地一声,慌了。他什么也听不见,只听见自己的心在怦怦地跳,他举起枪,咬着牙,默默告诫自己,瞄准、瞄准。“啪、啪、啪”三声枪响,竟然是三个不折不扣的十环。

打过了他还有些后怕,不知道万一打坏了如何向司令员交代。司令员那晚上格外高兴,摆开阵势跟他下棋,仰天大笑说,好你个彭旭初,明天再给你几发子弹,你给我来个左右开弓。

从这件小事,他得出了这样一个推而广之的结论:在命令面前,在上级决定面前,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服从和不遗余力去完成任务是自己的职责。这或许也可以说是贯穿和主导他一生的思想。

军营的生活渐渐使他成熟起来。与此同时,他也渐渐步入了人生的逆境。“阶级斗争”的风暴和灾难愈演愈烈,“唯成分论”的阴影笼罩着他,因为妻子家庭成分和岳父下落不明的问题,使他这个生在苦水里长在红旗下的人被不明不白地打入了另册。过去的工作、学习、荣誉、成绩和苦难一夜之间仿佛什么也不能说明。一同毕业、一同谋事的同学、战友一个接一个被委以重任,只有他的军衔还是上尉,职务还是参谋。

他沉默,他仍旧努力工作,但结果是被判定不适宜在大机关奉职。那狂风突进的政治气候是任何个人都无法逆转的,为他送行的首长、战友有苦难言,大家紧紧握住他的手,千言万语化作了两个微微颤抖的字——

“保重。”

他内心充满委屈。但他是军人,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他缓缓向送别的人、向他生活和工作过的军营敬了一个庄重的军礼,他的眼睛有些湿润,只是男儿有泪不轻弹。

他走了,他又回来了,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故乡变了,一切都是既陌生又亲切。重回故乡,使他那不平静的心得到了莫大的安慰。

在郧阳军分区,他是营级参谋,在市军分区,他是军事科长。28年过去了,小彭变成了老彭,可他永远只是个“上尉”。了解他的领导甚至有些歉意。但他不以为意,他感激领导的一片好心,他深知头上那个“紧箍咒”不是哪一个人的过错,那是——命运。

多少年以后,时间开了一个玩笑。下落不明的岳父从台湾从美国千难万难辗转送来一封家书,他们才与这累及全家而又无辜的亲人联系上。其时中国已经发生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变化,许多价值观念已经来了一个底朝天。消息传开,不少领导都登门看望了他们一家,他妻子李东君因此还当上了市旅台乡亲联谊会会长。

人生就是这般变幻莫测,昔日避之不及的东西转眼变成了令人羡慕的东西。这一反一复写起来轻松好笑,但他却为之付出了惊人的代价,这代价几乎包括全部的青春。

1978年,他44岁,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军营,告别了培育他锻炼他的军营,随着最后,最后,最后一批转业的军人来到了地方。

四、实干与其他

彭旭初转业到市物资局,出任市金属回收公司经理。

经商对他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在生意方面他的经验仅限少年时代打柴卖和卖母亲织出的土布。但是他,有一种好学的天性和敬业的精神,多年的军旅生涯,还养成了他身先士卒的实干作风,这一切可以说比拥有某些经验更可贵,也可以说这是干好任何工作的先决条件。

当时的回收公司寄居在局机关。他干了三年,利润连年翻番,职工有了新居,办公有了大楼,发货有了公司自己的铁路专用线,一跃成为全市十大创利企业之一,市长几乎每个季度都要召集这十个骨干企业的负责人开会。1982年,市长甚至破例特批回收公司一年可发四个月工资的奖金。而他,也破了一个小小的例,尝试了“物质刺激”,给最脏、最苦、最累的司机们加发了两块多钱的奖金。他领着职工,日夜奔忙,装车卸货,运进运出,忙得天昏地暗。他感到许久没有这样甩开膀子,痛快淋漓地干了,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几乎到了忘我的境地。

公司建铁路专用线,物资局指示请设计部门勘察设计,人家说,需要半年,即使设计部门组成专班,总体方案也至少三个月时间才能拿出。而北京电催一个月内要报设计方案。局领导也十万火急找到金属回收公司,对他说:“老彭,你学过工程,你来搞。物资局最好的一套房给你住,吃饭由人给你送,你要争分夺秒在一个月内拿出方案”。

他丢下公司的工作,挑了三个助手,一头扎进招待所,20多天足不出户,勘察制图绘表,外加两套可行性方案,一口气拿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