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事件(一)

 

     酸甜苦辣的饲料

      ——饲料行业发展管窥

 

饲料在一般人看来,不过是一种粉状或颗粒状的黄褐色的东西,猪吃它上膘,鸡吃它长肉,如此而已。

如果我们问:饲料加工业和粮食加工业谁更具有广阔前景呢?大多数人会对此问题嗤之以鼻。但是,那些大半辈子都在与饲料打交道的人,那些至今还在为饲料工业奔波操劳或者忧心忡忡的人,会面对这个问题认认真真地陷入沉思。有时候他们会久久望着提这个问题的人,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苦笑。

的的确确,在咱们这个拥有10数亿人口的国度,家大口阔,粮食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据说有人计算过,全国的男女公民们每人只须轻轻咬上那么小小一口,就足以在瞬间啃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烧饼。想象一下这个惊心动魄的场面谁还能怀疑“无粮不稳”的铁律呢? 

但是(请原谅又是一个但是),当我们基本解决了肚子饥饱问题,或者说实现了温饱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原来还有吃饱之后如何吃好的问题在等着我们。

一项统计资料表明,1978年至今,全国猪肉消费水平已由年人均8.6公斤上升到18.3公斤,这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了。可是科学家们一致认为,每个成年公民每日以摄入200克左右的蛋白质较为理想,照此看来,18.3公斤就显得不大够了,需优化膳食结构,怎么办?我们国情不同,当然不敢照北欧的样子拿出良田种植牧草发展畜牧业,但是美国人饲料工业产值利润雄居第8位而粮食加工业却难以望其项背,这能否对我们解决广大人民群众蛋白质问题有些启发呢?

应该说,大力发展饲料工业这个以粮草换肉的行当是我们必然的选择。

出于一种习惯,肉被我们视作佐餐的东西而非主食,通常被划入菜篮子。这样一来,菜篮子就增加了它的分量。前不久,李鹏总理专门就菜篮子发表讲话,殷殷叮嘱大中城市的市长们亲自负责抓好菜篮子。小小菜篮子居然令日理万机的总理牵肠挂肚,这就足以说明了不光是“无粮不稳”,“无菜”或“无肉”看来也有碍社会安定。

菜篮子要让人拎着心情舒坦或眉开眼笑,少了鸡鸭鱼肉当然不行。这些东西从哪里来呢?说来说去还是离不开饲料。

可饲料又从哪里来呢?这说来话长了。光是说全国第二汽车制造厂所在地——湖北省十堰市(中等城市)的饲料工业发展情况就有一篇不大不小的文章。

很久很久以来,在车城十堰这块地方,农村养鸡喂猪一直沿用着老祖宗的办法:喂猪是“一瓢水、一把糠”;喂鸡则是老太太式的“一把米、一碗水”。结果自然可以想见:有的猪养了四年五年仍是一副老大不堪的模样,杀之可惜,弃之可怜,成了猎栏里的“老寿星”;更有一种可气可笑的“花名册猪”,今年登记存栏的猪有它,明年还有它,年年赖在花名册上勾它不掉。如今这种猪已经难得一见了,当年它们却占据“统治地位”,远远望了去,一副尖嘴猴腮相,精瘦的屁股一耸一耸的,“两头尖”中间还赫然吊着个大肚皮。

山民们似乎没有怀疑过老祖宗的喂法,世世代代就这么喂过来了,大家觉得猪就该这么喂,猪就该是这个样。偶尔听说有圆头肥臂重达几百斤的猪,众人就要啧啧称奇。

与此同时,我们知道,一座非常现代化的汽车工业城市正在这块土地上崛起,成千上万的建设者涌进了这个山沟,随之而来的食品供应问题就摆到议事日程上来。

不错,这块贫瘠的土地还无法养育飞速发展的城市,大部分主副食品都需要从外地调运,如此原始落后的家畜家禽饲养现状亟需改变吗。

于是,1974年,由市长李广智挂帅的市畜牧领导小组宣告成立,这个领导小组从粮食局抽调了三个人,组建了饲料组。

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没有场地,说白手起家一点也不夸张。这三个最早为饲料业鸣锣开道的人只有三颗激动不安的心,面对传统的极端落后的饲养方式和敦厚有加却又愚昧无识的山民们,他们立下了一个宏愿,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要“向原始饲养办法进军开炮”,“要用科学的饲养技术摧毁因循千百年的老方法”。

他们焦虑不安,他们摩拳擦掌。这是一场非常奇特的“进军”,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武器装备”,两手攥着空拳,就这样开始“出击”了。

他们啃着干粮跋山涉水,调查青饲料资源,足迹遍及几乎所有的村村寨寨,村民们围住他们,热情款待这几个真心替他们着想的人,他们敬重他们,但对他们宣讲的新招儿新观念却是半信半疑。

田边地头,村头村尾,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不厌其烦不知疲倦地向村民宣讲养猪养鸡的科学道理。那情形回想起来令人感慨万端,往往是,引颈聆听的村民听过之后,总是眨着疑惑的眼睛,像是在问:你们说的难道是真的吗?

面对这些极端闭锁造就的愚钝固执可爱可怜的人群,他们真急了,他们指着那瘦骨嶙峋的土猪说,这是猪吗?不!简直是“狼巴子”,你们想一想,村里一头公猪几年不换,配了上窝配下窝,搞近亲繁殖(情急之中也顾不得这个词农民听不大懂了),猪咋个肯长嘛!

农民将信将疑,不过到底给说动了心:什么“约克夏”,什么“长白山“,你们说这种猪好,养养试试吧!

说良心话,你不能怪农民多年的道走成河因循守旧榆木脑瓜不开窍,那年头这儿的农民穷得叮当响,担不起拇指顶大个风险,养一两头猪,就指望这块云彩下雨,过年吃点肉熬点油,谁不怕这花里胡哨的新道道万一弄个鸡飞蛋又打?

光有优良品种,饲养方法还是老一套仍旧无济于事。他们就通过试验向农民传授技法,让农民学会巧妙利用鸡娃出壳后20~56天,猪崽断奶后3~10个月的最佳生长期饲养家禽家畜。农民最讲个实际,虽然“热量消耗”之类的新鲜词弄不明白,但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理儿,他们信。

剩下的事情就该寻找新型饲料了。

饲料组嘛,当然就是研究推广新型饲料的小组了。

起初他们瞄准了聚合草,这种草是从友好邻邦朝鲜引进的,所以别名又叫友谊草。

友谊草果然不辱使命,把它的茎切成一寸长的小段放在土制的温床上,它就令人欣慰地大发其芽。开始引种100株,不几年就发展到10万多株。这友谊草系多年生草本植物,一年可割它5茬,而且富含各种维生素,一按白浆直流,比土生土长的只有粗纤维的野猪草强不少,当时花果、东风、茅箭的农民们种它种得如火如荼,青饲料问题立刻就被朝鲜的草给解决了。

接下来他们又开始鼓捣发酵和糖化饲料,目的是让青饲料更易被吸收稍稍增加一点营养。于是,办起了纤曲厂,说是厂其实可怜得很,不过是几个人一间破烂房。但大家劲头很足,每天上山砍回成捆的柳条,然后削成片放进恒温箱培养生菌。所谓的恒温箱其实是电炉加温、灯泡配合、温度计插着、人熬更守夜守着的一个箱子,热了电炉拔掉,冷了电炉再插上。

别看条件简陋工作辛苦,大伙干起来倒很认真,把个小黑屋拾掇得一尘不染,进门还脱了鞋就跟我们今天进配有空调的计算机房一样神情庄重。小曲大曲千辛万苦制出来了,让农民拿去把他们的饲料发酵或糖化了吧,却无人登门求购。8分钱二斤贴本卖4分,还是无人光顾。于是就那么几个人还不得不使出分身术,一边照常生产,一边挨生产队送货上门,要是还没人买,就只有缠着生产队长苦口婆心唾沫星儿直飞做思想工作,求他出面来个“行政干预”。

当然啦,猪光吃青饲料它是要磨洋工不好好长肉的。

他们又转向想找到一种高蛋白的廉价饲料。这就开始了饲养蚯蚓,他们从华中农学院农科所引进了3000条“大平2号”和饲养技术,边翻书边照着本本上讲的干,竟给他们干成功了,不几个月那肉乎乎蠕动的虫儿就在土池中成倍繁殖了。正当他们欢呼雀跃的时候,一个令人沮丧的问题找上门了:由于蚯蚓极易染疾,这些“高蛋白”没法推广开去让猪嚼鸡叼。

后来,他们又从什么渠道得知蛆的蛋白含量比蚯蚓高,也试了试,方法倒不难,先是在悬挂的布袋里装上酒糟,引苍蝇产卵,不久蛆虫就孵化出来,越来越肥,渐渐支持不住掉将下来,这就成功了。可恼人的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成千上万只苍蝇来了就赶不走,小屋里营营嗡嗡恶臭熏天令人掩鼻。从一份资料上他们才知道,人家日本人“养蛆的干活”用的是流水线,成千上万的布袋一边掉蛆,一边被下面的输送带输送走,然后烘干粉碎封装,转眼就拿到比鱼粉营养价值还高的蛆粉。至于苍蝇,产卵过后立即就被成批诱杀。这技术断不是一间转不过身的土坯小屋所能做到的,于是他们只能“望蛆兴叹”。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饲料终于有了眉目。他们决心还是利用山区饲料资源,先推广麸皮和糠的混合饲料。混合饲料资源价格低廉比传统的“一瓢糠一瓢水”优越,比按照猪的生长时期需要配制的配合饲料更易被群众接受。

他们给农民讲课,逢到市里开农业方面的会议就在会上大张旗鼓地宣传,又和各公社的畜牧员一道翻山越岭走村串户鼓动。他们这回动了一番脑筋,挑了一些年轻的农民,对他们说,你们只要按我们教的办法用混合饲料喂猪,出了岔子我们负责。

年轻人毕竟是年轻人,到底容易接受新事物。这些年轻农民欣然应允,照葫芦画瓢地按嘱咐喂,看着看着猪跟别人的不一样了,越长越圆。这一下可炸了锅,农民就讲个“耳听是虚眼见为实”,不见兔子不撒鹰,现在既然什么“混合饲料”猪吃了疯长,还有什么话说!

农民找来了,把手伸得老长老长:我们要你们那个混合饲料。多少艰辛多少努力啊,这一天终于盼来了,农民终于醒悟过来,旧的原始的饲养方式终于土崩瓦解了!

这时候,饲料组却只剩下两个人,一个已年近六旬,只有钱颂忠身强力壮在撑着台子干,可是他纵有三头六臂也不能变出那么多饲料呵!

看来该办个正儿八经的饲料加工厂了。

钱颂忠正犯着愁呐,张继周风尘仆仆赶来报到了,这位转业军人的“加盟”使饲料行业平添了一员“战将”。

19793月份,饲料加工厂开始兴建。“兴建”这个词儿用在这里略微有些滑稽,因为事实上他们只是要了花果粮食加工厂的一个破败不堪的旧面条车间,满打满算也才9间小屋子,然后搬进去两台粉碎机,一台混合机,花果饲料加工厂就这么“竣工”了。大约花了一个多月的功夫,他们自己设计、自己动手、土法上马居然搞成了下料、粉碎、提升、拌和、打包“一条龙”生产线。那段日子过得紧张劳累,回忆起来好像除了流了不少汗、出了不少力再没什么可追忆的东西了。只是有一件小事钱颂忠至今津津乐道。

那回是他们在那个旧车间当中挖下料坑,由于地势较低,挖着挖着坑里冒出了地下水,他们使出浑身解数舀水可怎么也舀不干,越舀水冒得越欢。他急得直跺脚,两三个晚上没睡觉。眼见着土坑里的水咕嘟咕嘟地翻,土坑越垮越大,再这么下去连“厂房”恐怕也要搭进去了。他急中生智(也真亏他想出了一个妙招),用铁皮焊了一个方方正正的“旱船”,活生生地按到坑里去,方才克服了这个几乎让人丧失信心的小难题。

最后要做的,就是从花果粮食加工厂牵一根电线,把电接过来,工厂于是就算建成投产。

没有原料配比秤,两个人站在下料坑边,苞谷倒一麻袋,麸皮倒一麻袋,就算各占50%;苞谷倒小半麻袋,麸皮倒大半麻袋,就算30%70%或40%比60%……

以今天的眼光看来,这个工厂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装了几台机械的“作坊”,但在当时那可了不得,因为它是全省第一家!

省粮食局将各地、市抓饲料工作的人员召到十堰,召开了全省有史以来第一次专门研究饲料工作的会议,钱颂忠在会上成了热门人物,他的典型发言,硬是让与会代表们听得暗挑大拇指。

会议期间天公不作美,大雨如注,花果河水泛滥,当时那条河上连桥也没有,省粮食局的杜局长是让人背过河的。这位老局长当过红军战士,曾经为了让农民兄弟过上好日子当兵吃粮出生入死,所以他是个好老头。他不顾年老体弱,执意要到工厂去看看。他感慨万千地抚摸着车间里的那些“铁家伙”时,两眼发亮,说了不少语重心长的话。

事隔8年,当我们为写作这篇报告文学走进这个曾经为饲料工业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地方时,我们的心情与那位未曾谋面的老同志当时的心境截然相反。

在漫漫8年间,这间只花了区区4万元改造的简陋车间,总计加工了8千多万斤配、混合饲料。这源源涌出的饲料不知道喂肥喂圆了多少头猪、多少只鸡,这些猪、鸡的美肉又不知装进了多少只颤悠悠的菜篮子,不知给多少家庭带来了吃的愉悦和幸福。在那艰苦的日子里,车间低矮阴暗,工人在几乎没有除尘设备的环境里生产、开车。生产时,粉尘飞扬,近在咫尺的人都看不清彼此的面目,冬季无论穿多厚捂多严,粉尘也能钻进内衣让人浑身直痒痒;夏天赤着膀子干,汗水和粉尘简直像在身上和泥。每天投料56万斤,仍然是靠一把铁锹人工拌和,铁锹一扬一落这个简单无趣的动作要重复上万次,天天如此,年年如斯。

而且没有水洗澡,干完活的工人只好跑到山洼的淤泥塘,沾着臭得发绿的水揩揩身上的“泥”。

自然也没有水喝,更不消说“味道好极了”或“风靡全球”的高级饮品,口渴难耐之际,工人们便捧茶缸红着脸或厚着脸到别的单位讨水吃。

与此同时还没有食堂,吃饭的情形和喝水的情况类似。至于职工宿舍,那是大家不敢想的东西。这个厂里唯一一对双职工曾多年住在一间猪圈改成的宿舍里,近处就有一幢比较高大的别单位的家属楼。我们想,当夜晚来临之际,从那些居室泻出来的灯光是能够洒到他们窗前的,这肯定会使他们非常羡慕。但很少听到他们抱怨过什么。不用说,其他的职工全部住在外面,一位女职工丈夫长年在外施工,她拖儿带母,每天上班要披星戴月转三趟公共汽车;老工人王传根家住红卫叶湾,上班需先翻第一座山,再翻第二座山,等2030分钟车之后,坐20分钟车,然后,下车心急火燎进沟,这才算到。他说他上班两头不见天日,问他苦不苦,他半天没吭声,光笑。

前面我们已经交代过,这个厂所用的电力是从花果粮食加工厂的线路接过来的。遇到电力紧张,两个厂就没法同时生产。该谁让电呢?一边是加工人吃的东西,一边是加工猪吃的东西(尽管猪最后还是被人吃了),而且饲料厂本来就是用的人家电线里流出来的电,这没什么好讲的。

于是饲料厂常常一连几个月是夜里开工,职工们守夜等着来电,困了睡桌子板凳那是家常便饭。最让人头痛的就是你生产得好好的,电“呜”地一声断了,原料把机子塞得动弹不得,没办法只有用手一点一点抠出来,原以为这下该收工回家了,不料电这玩艺又“呼”地一声跑来了,让人哭笑不得。

有一个工人,看上去是那么老实憨厚,他却是我们所遇到的极少数具有真正幽默感的人,他眨巴着眼睛笑着对我们说:“我给你们打个比方,那些年,我们厂子一直是趴着别人碗边吃饭,不容易呵!”

的确,他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许许多多的困难,在政府和主管部门一时还挤不出更多的财力扶持他们的时候,他们不怨天尤人,更没有日坐愁城消极怠工,而是以乐观的忘我的工作热情投入到创造和劳动之中,为饲料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我们在想,究竟是什么在激励和推动着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呢?

是每到秋冬季晒场上起早贪黑排着“长龙”求购新型饲料的农民吗?是苦苦央求要多买一袋饲料的农民兄弟激发了他们高度的责任感吗?

我们想是的。

恐怕钱颂忠们也没料到,他们当初播下的新观念的种子会这么快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而他们多少抱着试探心理操办的小小加工厂竟会如此迅速地被如潮如涌的求购饲料的大军团团围困。

这时候,饲料组已经撤销,粮食局成立了饲料科。钱颂忠回到粮食局,仍旧和饲料打交道:他担任饲料科的副科长。

为了缓解饲料厂的压力,他带着工厂的职工到处收购啤酒渣、酒渣、豆腐渣,然后送货上门,聊补饲料供应不足,他们那阵子颇像“皮包”公司,或在酒厂楼梯口搭个桌算账,或拎着皮包随便找个地方打个盹等着酒渣出锅。那是一件真正的苦差事。啤酒渣一出锅,赶紧吸进罐子车,送货上门时,往往稀的放出来,稠的啤酒渣却不肯出来,人只得从罐顶的小圆洞勉勉强强钻进去,用桶一桶一桶朝上提,啤酒糟温度高,人在罐子里给热气蒸得大汗淋漓,几乎背过气,等爬起来,你瞧吧,啤酒渣糊得你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

问题还不在辛苦,关键是这些渣类营养价值低,不过是填充料而已。同时,由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村养殖业发展迅疾,1983年个体养猪户猛增,一户几十头猪已不是什么新奇事了。在这种情况下,靠这些糟类和老厂的饲料已经招架不住,建一个新的饲料加工厂犹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粮食局局长张承忠果断拍板:建新厂!1984年省里拿出50万元,市里拔出20万元,再加上饲料行业自己积累的20万元,三方出资建成了十堰饲料厂。新厂单班产5千吨,无论设备、仓储能力、车间规模都是花果厂所不能比拟的。

我们的饲料工业以新厂的建成为标志,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这时候,“十堰市饲料公司”的牌子已经堂堂正正地挂在了市粮食局的大门旁边。

比起省内其他地、市,十堰市的饲料业还算是幸运的。十堰饲料厂的一位老供销说:“我跑过不少地、市,在那里情况更有趣,有的地、市的领导一张口就是三句话:猪我们是要吃的,饲料厂是要建的,要钱是没有的。”

不管你相信与否,饲料业确确实实多年来处在这个尴尬的境地:这匹马儿又要跑得快,又要不吃草,也真够让它为难的了。

相形之下,相对而言,车城十堰能从有限之极的财力中抠出不大不小的一点款子用来帮助建饲料厂,敲敲边鼓,也算是难能可贵和高瞻远瞩了。

但是有一件事值得大书特书:为了确保饲料厂生产所需的原料,当时的市政府和粮食局张承忠、何世钧、彭书智三位正副局长态度明确:所有的粮食加工副产品,如麸皮等一律由饲料公司专事经营,即使是粮食加工部门也无权染指;为了迅速推广新型配合饲料,又是上级领导部门出面“行政干预”,逐步取消饲料粮以配合饲料代之(原来农民交售生猪多是奖售苞谷等饲料粮)。

套一句现在上上下下爱用的说法,当时的确形成了一个有利饲料工业发展的“小气候”。

不管怎么说,历经艰辛的饲料工业终于算是鸟枪换了大炮,又得天独厚地享有难得的“小气候”,所以新厂建成后生产发展得很快。

那是一个黄金时期,格外叫人难忘。我们采访时,饲料公司经理郭成才几乎不需翻资料,就脱口说出那几年的产量:

1984年:4880

1985年:8028

1986年:10422 

1987年:14100

不仅仅是产量翻了一番还多,饲料的质量也出现了质的飞跃,在每年的产量中,配合饲料已占90%,曾经大受欢迎的几种原料简单混合粉碎的混合饲料已退居其次,仅占10%。

配合饲料与混合饲料,虽只有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配合饲料乃是按照猪的生长需要,依照科学配方制成的。比如说,它要求每公斤饲料含热量3千到32百大卡,蛋白质占16%,钙磷含量在l%~0.6%间,而粗纤维不得超过10%。

之所以说配合饲料是科学的,是因为它既不会造成浪费,又不会使生猪营养不足,而且千百次实践证明,用配合料肉料比大致为4 : 1(即4斤饲料可换1斤猪肉),猪的生长周期也大大缩短,一般46个月即可出栏。

这番道理十分浅显,可是要说服山民们撇下78100斤的混合饲料来买和苞谷价钱相当的配合饲料却十分艰难。

农民们看来,啥配合啥混合,不都是灰不溜秋的粉粉吗,凭啥换个名就比俺的粮食贵呢? 

局里、公司、工厂一合计,决心以点带面打开僵局,饲料厂组织专人深入到小川、鸳鸯、茅塔、方滩、茅坪、大坪等边远山乡,每个村里确定一个重点户。重点户的条件很简单:一是养过猪;二是经常养猪;三是家里有初中毕业的子女。

别看这条件不苛刻,每个村找这么一家还真须下一番苦功。

找这样的人家干什么呢?帮他们运水泥钢筋建猪栏,优惠供应配合饲料,手把手教他们饲养技术,最后,还要给他们吃“定心丸”:“猪,你们照我们说的养,盈利了是你们的,亏了算我们的。只求你们一件事,猪养好了赚了钱,替我们在村里宣传宣传,给左邻右舍示范示范。”

这么便宜的事谁不愿意干?

饲料厂一面定期下去巡视指导,一面狠抓饲料质量,严格按照部颁标准配料加工。饲料厂的供销人员面带微笑胸有成竹静观“事态”发展,他们深信科学这玩意比任何东西都经得起实践检验。

农民到底信服了,以前求购混合料的热闹场面又出现了,不过这回是要配合料。当然有算不过小账的,老盯着混合饲料便宜,又是托人说情又是求批条子,为买混合料庸人自扰也同样热闹。

这一贪图便宜惹出了饲料业发展史上有趣的“统糠事件”和“鱼场事件”。所谓统糠,就是加工粉碎的粗米糠,这种低级廉价几乎无营养价值的饲料,我们的饲料公司早已对其不屑一顾,加工厂所有的统糠机皆悉数撤除。倒是邻近一些地区的工厂,贪图加工利润,将大批统糠倾销我市,让一些不明事理的糊涂农民争相购进便宜货。猪吃这种饲料自然是几个月不会“动静”,农民连呼上当,便四处投书,状告市饲料公司坑害农民。白浪一农民义愤填膺向有关部门陈述了受骗经过,事情闹得沸沸扬扬,连报纸也批评了饲料公司。

饲料公司那些辛辛苦苦的人给闹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们连一两统糠都没生产,原就是为了避瓜田李下之嫌,不曾想还是不明不白惹了一身腥。

饲料公司恼火当是情有可原,正当他们准备澄清事实时,工商部门的调查使真相大白于全市。至于白浪那位老农,买的竟是某个体户将统糠和饲料公司的产品对掺的“混合料”,据说该个体户是在白浪桥面上实施的“混合加工”。

再说鱼场事件。

市内某鱼场原先一直用饲料公司的饲料喂鱼,喂得好好的,不知怎么渐渐对那颗粒状的饲料起了疑心,越瞅越觉得这饲料有问题,太贵是第一个问题(贵不贵我们后面将详加论述),质量似乎不好是第二问题(好不好我们马上就能看到),于是这家鱼场不远千里从武汉某厂购回一车比较便宜的饲料,结果令人啼笑皆非。鱼秧儿费力淘神喂了一年,最大的竟不足二两!鱼场方面痛定思痛,反思了一阵子后,特意到饲料公司登门道歉。表示任凭风浪起,养鱼靠你们(的料)。

饲料公司粉状和颗粒状的饲料经受住了考验。用户们经一事长一智,吃一堑明一理,深深懂得了“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的道理。

按说饲料生产该不管三七二十一乘胜前进了吧,岂料又遇到新情况。

因为转眼就到了公元1987年。这一年省物价局和省粮食局联合下文,调整饲料价格,饲料加工费可调到每l00斤收加工费4.2元。但考虑我们面临的市场承受能力差,也为了尽力支持打好菜篮子工程的5个翻身仗,我们的饲料公司识大体顾大局,在各种费用大幅上涨的情况下,仍然咬牙坚持收原加工费2.78元,这个收费标准还是1979年制订的,一直到今天,10多年纹丝未动。这真是一件奇事!从中我们不难想象要坚守住这道“防线”需要付出多么巨大的努力和牺牲!已经当了粮食局副局长接替彭书智副局长分管饲料行业的钱颂忠对我们说:“厂里要求调价、公司要求调价的呼声很高,但通过大量的工作,我们顶住了。”

我们被这件事感动了,因为我们还记得花果饲料厂那些在极端艰难境况下工作和生活的工人们,我们知道,那是饲料行业的人们为保住这个价格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细细地想了想,在我们身边,已经没有任何一种东西还是10年以前的价格了。维持这样一个10年前的收费标准,使饲料加工几乎“无利可图”。事实上,目前加工100斤饲料毛利仅有0.5元!

了解这一情况的人恐怕再也不会指责我们饲料公司的饲料价格太贵。曾经有一位领导经常将听到的意见转给饲料公司:“你们要注意啊,到处都在反映饲料价格太高呐。”但是当这位领导到外地考察后再也不忍这样“提醒”我们备受委屈的饲料公司了。

我们还是用数字说话吧!目前每百斤饲料售价3l元,而原料的市场价格几乎都超出了这个数字:麸皮34/百斤,鱼粉100/百斤,苞谷40/百斤(这里是平均价格)。恐怕连小学生也能算出,用这些原料制成的饲料售价远不止3l元,如果再考虑损耗、加工费,那更不会是这个价钱了。维持这个价钱全靠充进去一部分平价饲料或倚仗财政补贴。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几乎把饲料工业推到了“绝境”,虽然饲料的产量逐年上升, 但利润徘徊不前,是不是饲料行业的潜力已经挖尽或已接近极限呢?

局长张承忠、副局长、局体改办主任何世钧、钱颂忠副局长决定在十堰饲料加工厂实行公开招标承包,一个27岁的年轻人令人吃惊地站了起来。

他的承包方案提出的利润幅度(指标)更是让人瞠目结舌。一位老厂长说:我真替他捏把汗。

这个年轻人叫熊朴。

他绝不是那类叱咤风云的人物。他生性腼腆,寡言少语,只有斜斜地搭在额上的一绺头发下面的那双眼睛,让人印象深刻。

人多的时候他很少言语,大会小会他几乎从来未发过言讲过话,从1985年进十堰饲料厂以来,他一直默默无闻。

在全公司的大会上,熊朴缓缓站起来,他宣读了他的方案,他提出的利润基数竟是第一年28万元,第二年30.24万元,第三年32.4万元(在此之前,工厂的利润从未突破18万元)。

“这熊朴究竟有何能耐?”、“莫非他吃了‘豹子胆’?”、“一年最多才8千吨,每百斤才2.78元加工费,他们赚28万元?”会场一阵骚动,职工和评审员一个个刁钻的问题像连珠炮朝他袭来。从未经过大阵势的熊朴居然面不改色心不跳,他沉着自信,对答如流。

他中标了,1988825日,承包合同签字生效。

现在该仔仔细细看看他面临的困难了:首先是工资几乎发不出去,生产已快揭不开锅,库存的原料已经是“多乎哉不多也”了,而且原料靠吃“皇粮”的日子一去不返,大部分原料得自行采购。

其次是资金严重短缺,自有流动资金仅3万多元,而按照生产需要,实际所需流动资金应是130万元(一次购进400万斤原料,资金周转速度64天)且这是起码的数字!

最后是销售渠道单一,产品供不应求,工厂门口大多数时间排着长龙,每个用户排几个小时的队只能得到一块牌子,而手持一块牌子仅能够买一包饲料(50公斤),对于那些远道而来的山民和养猪大户来说,购买饲料真是苦不堪言。

熊朴急得白天吃不下夜里睡不着,恨不能半夜去敲银行的门求贷款,同时也恨不能一下子扭转“乾坤”。

熊朴到底有没有这个能耐呢?

未知数。

但是我们知道,他1981年财校毕业分到饲料公司,一直从事财务工作。他自学获得了电大企业管理专业的文凭(这在职工素质极低的饲料行业,当时属凤毛麟角)。

虽然我们有句老话叫“技不压身”,还有一句话叫“真人不露相”,但熊朴觉得既然好不容易学了企业管理这个“技”,就应该试试能不能把书本上的东西用到实际生产和企业实践中去。

生产上有一套的郝良明与搞供销轻车熟路的陈斌支持他,三人十分齐心,别看承包是熊朴抛头露面,实际上是他们三人共同的主意。

郝良明承包后出任了主管生产的副厂长,陈斌管供销,并没给他安个一官半职,但他们三个很团结,别看关起门来为工厂的事争得脸红脖子粗,一旦形成了决定,三个人就口径一致,绝不互相拆台。

熊朴就爱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为了他们的承包方案。三个人一块儿熬过不少通宵,熊朴查阅了工厂几年的账目,一笔一笔地算,郝良明和陈斌就陪着他熬。

他想弄清楚,靠每百斤2.78元的加工费到底能赚多少钱。

他细细地将这几乎无钱可赚的2.78元划分成了十几个费用项目:工资、福利、水电费、包装费、折旧费、修理费、企业管理费、汽车运输费、上下车费、损耗(运输损耗、保管损耗、生产损耗)……等等等等,所有的费用都在上涨,都在“吃”这2.78元。

他们苦苦地、一项一项地琢磨,他们制订了一整套制度,想堵住每一项费用哪怕最小的漏洞。比如为了节约一点运输费,他们舍汽车不用,而成立了一支板车队,等等。

为了调查市场情况,他们走访了全市20多家猪场,了解有多少存栏猪,需多少料,车能否开到这些猪场送货。这一算,仅这20多个猪场一年就需要70万斤饲料。再加上零星养猪户大约5万头存栏数,所需饲料更为可观。

这一来,他们心里有底了。他们